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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开
来源:武冈史志 更新时间:2012/12/4 11:31:25 浏览人数:[8542]

武冈市党史研究室  杨峰

周宜开,男,1946年12月生,武冈市邓家铺镇人。1964年武冈一中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后又在武汉大学病毒系进行病毒学研究。1984年至1986年赴荷兰DELFT大学学习并获硕士学位。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至2000年,先后两次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荷兰TWENTE大学和瑞典Lund大学作访问研究。回国后,被任命为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先后当选为湖北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2001年被聘为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先后获部省级重大科研成果奖3项,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

勤学苦练,勇攀学业高峰

周宜开出生在湖南省武冈市邓家铺镇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老实的乡下农民,但在当地方圆几十里很受尊重。 

周宜开从六岁起开始上学,他就读的小学离家有八里路,每天步行上学、寒暑不断。由于家里贫穷,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天未亮就起床,吃过早饭后去学校,一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回家,晚上六、七点才吃晚饭。 

周宜开从小就很懂事,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爱护兄妹,读书刻苦用功,总是利用空闲时间做家务或帮助父母下地干活。和别的孩子一样,他也有过牛背上的童年,不同的是他每天放牛时都会带着课本,一边放牛一边读书。记得有好多次,他到村后的山坳放牛,牛在草坪中吃着青草,他坐在石头上看书,看得入神之处,忘了自己在放牛,直到天黑看不清了,他收起课本,才记起自己在放牛,可是牛已不见踪影,害得全家人动员全村的年青人上山到处找牛。他以为一定会挨父母打骂。可是,父母知道孩子因为在专心看书而把牛放掉了,并没责怪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宜开和他的二哥初中毕业后都以高分考上重点中学武冈一中,可家里因为穷,最多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两个孩子都很懂事,互相谦让,最后还是二哥放弃了上学的机会,让周宜开进入武冈一中读高中。周宜开见二哥放弃学业,泪如泉涌,心里发誓要好好读书,以报二哥让学之恩。

在一中,周宜开更用功了,课余饭后很少去玩,总是在教室温习功课,同学们都称他书呆子。晚寝灭灯后,他都要躺在床上温习白天学过的知识,如默记英语单词、数学方程、物理公式、化学分子式等,有时想不起,就用电筒在被窝里照亮课本,直到记熟为止。一分辛劳一份收获,周宜开的成绩总是在全年级名列前茅。1964年他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化学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里,周宜开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斗争,而是整天钻进图书馆博览群书,让智慧之船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虽然文革中学校停课了,但周宜开自学完全部专业课程,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科技书籍,为他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周宜开大学毕业。受“文革”影响,他这个 “臭老九”未能逃脱命运的戏弄,先是下放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又到大山深处的恩施州宣恩县接受再教育。庆幸的是当地人竟让他教高中化学。他为没有荒废专业而倍感欣慰。在深山沟接受再教育期间,周宜开没有消沉,他抓紧点滴时间深钻细究生物化学机理,针对当地烟叶普遍存在的“腐根病”,主动联系县科委开展防治研究,很快生产出一种生物农药,有效地控制住了“腐根病”的蔓延。6年后,他被武汉大学病毒系招回进行病毒学研究,后又被分配到同济医科大学从事毕生为之奋斗的预防医学事业。下放农村的几年,他感到收获最大的是艰苦的环境赋予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奋斗不息的精神。

1981年,周宜开进入同济医科大学从事预防医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工作,同济医科大学是国内外知名的医科大学。在他看来,作为预防医学科研工作者,永远都要把防病治病放在首位,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首位。众所周知,医学分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临床是针对个体的,预防是针对群体的。只有做好群体疾病预防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个体疾病的发生。事实上,越是发达国家越重视群体疾病的预防。因此,周宜开对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事业的憧憬和追求,对百姓的怜爱,至真至诚。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普查调研,还是在酷暑难当的夏日对比试验,都是那样的坚定、执着、热切。如今他已是我国出色的预防医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专家,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他先后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多项,获省部级重大科研成果奖3项,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目前,正在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4部。 

周宜开1991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被遴选为全校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97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请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评定工作的一票生杀大权,1998年被任命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院院长,2000年又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聘请为第八、第九届评审专家。中央电视台曾在“中华学人”专栏播放他的动人事迹。在荣誉和成绩面前,周宜开看重的是责任和义务,他说现在身上的担子的确繁重很多,不仅仅是带研究生搞科研,更重要的是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助推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攻坚克难,研制世界领先的“纳米敏感膜”

周宜开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环境医学、分析生物化学、生物传感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他的科研生涯中创造过许多奇迹,其中“纳米敏感膜”的研制为攻克抗癌药物的靶向性难题,提供了技术支持,赢得了世界关注。

那是1994年6月,周宜开应荷兰特文特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库依曼的邀请,受国家教委派遣,作为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荷兰作访问研究,重点研究“纳米敏感膜技术”。

“癌症”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不治之症,死亡之症”。尽管现在已有很多治疗癌症的药物,但这些药物有很强的毒性,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体内的正常细胞。怎样才能让治癌药物识别癌细胞,只对癌细胞进行攻击呢?为此世界各国都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攻克这一技术难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国际一流实验室的荷兰特文特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进行该项研究,试图利用“纳米技术”研制出一种只有纳米级的超薄膜,包封抗癌药物形成“生物导弹”, “生物导弹”再通过膜表面的“制导系统”,使药物能识别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从而把药物定向输入癌细胞,达到杀死癌细胞治疗癌症的目的。由于该项研究是当时世界生物医学工作领域最前沿的课题,荷兰政府从世界各国邀请了40多位专家到特文特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研究。然而专家们绞尽脑汁也没有实质性突破。库依曼所长就把希望寄托在曾在荷兰留过学并在超薄膜研究方面有过长期研究和独特见解的47岁中国年轻学者周宜开身上。就这样,周宜开再度赴荷兰。

在荷兰,周宜开非常珍惜那里优越的科研环境和条件,结合国内多年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全身心投入科研之中。果然不负库依曼所长所望,周宜开仅用了3个月就研制出第一批“超薄敏感膜”,其性能远远优于国际上其他同类超薄膜。当时,所里不少专家都不相信。他们想,我们用了那么多年都没研制出来,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3个月就研制成功,这怎么可能?不久周宜开又制出第二批膜,经测试各项技术指标都大大优于期望值。那些专家才心服口服,赞叹不已。

快乐与烦恼如同一对孪生姐妹。伴随着“纳米敏感膜”研制成功带来的喜悦,麻烦也同时侵袭着周宜开。这也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因为荷兰要的不仅是超薄膜,更需要的是研制膜的技术。荷兰方面认为超薄膜是在荷兰研究成功的,荷兰给了足够的实验条件,成果理应属荷兰。然而周宜开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超薄膜是中国人研制的,成果应属于中国。为了得到超薄膜的生产技术,荷方绞尽脑汁,先是谈判,周宜开雄言以辩,立场坚定。于是荷方又要求延长周宜开访问研究时间,给他增加助手。周宜开心知肚明,那是要窃取成果呀。于是每到研究关键时刻就把助手巧妙支开。这一招不成,荷方又高薪聘留周宜开,而美国的一家制药厂竟愿出资亿元购买该项技术,周宜开一一谢绝了。他们的“金钱万能”理论在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上却丝毫无用。荷方见周宜开如此不领“情”,就采取强硬措施,不准他带走任何实验资料。周宜开不是孤独的,因为他是祖国的孩子,祖国会关注他,保护他这位优秀的儿子和他的成果。虽然在研究所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但有千万的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出面与荷方交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巧妙安排他携带完整的技术资料回到了中国,又未使中荷双方的友谊受到损害。

周宜开攻坚克难的科研精神和拳拳的爱国之心感动了库依曼所长等科研人员,在决定离荷的那天,科研所为他举行了盛大欢送会。会上,库依曼所长感慨地对他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

回国后,周宜开成了新闻人物。多家媒体争相报道他在国外创造的“奇迹”。卫生部也拨出专款为他的科研改善条件。学校为他配备了四名助手、三名博士生和一名博士后合力攻关。1996年8月,在国内完成第一批超薄膜的研制,之后他们又联手相关方面加强薄膜用于癌症的临床治疗,即“制导系统”的研究,且有所突破。目前,这项成果正在进入应用的前期阶段,相信,不久的将来,一种全新的抗癌药物必将问世。

参政议政,催生全国政协“一号提案”

1997年10月,周宜开加入了农工党,不久又以他学术上特有的影响进入农工党湖北省委领导班子,任副主任。1998年当选为湖北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2000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开从一个自然科学家兼任“社会活动”,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新里程,是工作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选择。如何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的结合,把他在自然科学中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将是他人生中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周宜开作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委员,始终不会忘记人民的重托和肩上的重任,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人民的代表,要代表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说话。因此他在搞好科研的同时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平时注意调查、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百姓呼声,从大处着眼、小处着墨、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在关键处。通过几年的调研,他利用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和自己的专业特长,针对百姓生活的实际问题,积极向政府提出各种建议。很多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采纳,并付诸实施,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如因为武汉东湖湖水的污染,影响了周边饮水居民的健康。对此他与代表联名建议,要求实施“湖改江”工程。这一建议,引起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使100多万居民改饮用东湖水为饮用长江水。

素有“地球之肾”美誉的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控制污染、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多年来,由于乱砍滥伐和上游植被的严重破坏,致使湿地萎缩、动植物不断灭失,给长江中游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周宜开从世界上水利治理比较成功的澳大利亚邀请两位专家,利用寒暑假深入湖北长江、汉江流域、田间地头、湖泊山坡仔细勘察、纵横比对,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水文地质和动植物数据资料,为省人大通过的《汉江流域综合管理条例》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2002年3月,他又向九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提交6份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提案,其中《关于长江中游设立湿地保护区的建议案》成为大会新闻记者的采访热点,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栏目时间播出对周宜开的专题采访,时间长达二十分钟。

中国是缺水大国,但水资源浪费又很严重。如何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周宜开经过深入调查,于2001年3月份,利用出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之机,向全国政协提交了4份提案,其中《改进饮水加氯消毒工艺,确保饮水安全》提案受到国家卫生部、建设部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认为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饮水加氯消毒工艺,的确存在许多弊病,其中有些副产物直接危及人们的健康,迫切需要新的替代工艺。目前两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便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途径。

每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是媒体聚焦的热点,备受社会关注。因为“一号提案”无不与当今社会发展中最热的议题高度契合,也无不获得广泛的社会效应。2011年农工党中央《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建议》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一号提案”,这份提案诞生在湖北,作为湖北省的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湖北省委领导的周宜开为提案的催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宜开与农工党湖北省委的同志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城乡分割,是亟需着力解决的突出现实问题。同时他也注意到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民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推动分配制度改革,而社会保障正是关乎民生事业和社会财富分配,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民终身福祉的国家基本制度”。正好与他们长期研究发现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相吻合。于是他提议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课题定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的重大课题。并把课题调研任务交由农工党鄂州市委会,因为鄂州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该市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方面进行了体制机制创新,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

随即,鄂州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鄂州市委主委邵中兴带队就此课题进行了5个月的调研,形成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报告》。报告送达周宜开手中,他又与农工党湖北省委的同志一道深入调研,反复修改。2010年12月在云南召开的农工党湖北省委就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作了汇报发言。2011年初,农工党湖北省委《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报告》上报农工党中央。3月3日此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全会“一号提案”而轰动全国。

在2012年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周宜开就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作了大会发言。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提出了详实资料,对土壤污染治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大会发言后,几十家新闻媒体作了报道,反响强烈。

周宜开,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攻坚克难,勇攀高峰;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他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制度,同心聚力,同向而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始终关注民生,积极参政议政,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他不愧为伟大时代的一名杰出战士,不愧为千万潇湘儿女的优秀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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